１９２８年上半年罗亦农在上海，我也在上海。有人说我那时是秘书长，但究竟是秘书长还是组织部长我自己也搞不清了。我那时住在静安寺附近，他也住在静安寺附近。当时有两个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就在他被捕的头一天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我说明天有两个地方的代表要接头，一是山东代表，在新路机关接头；还有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省的代表，在哈同花园南边南成都路的机关接头。这两个地方你看那儿方便，你就去那儿。新闸路机关在一条大弄堂里，是新式洋房，看机关的是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带着一个小孩住在那里，外地同志到那儿去可以接头，也可以看文件。他说我到新闸路去，我和何家兴夫妇都熟。我说好吧，那我就到南成都路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他那里汇报南成都路接头的情况，但他没有回来。
　　那时我们的特科和巡捕房有关系，通过内线一了解，他被捕了。他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３０００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
　　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
　　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
　　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

　　（摘自《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６期，金再及根据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４日的谈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