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评传
谢泳 发布时间：2004-01-19
我们将要走近的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他今年恰好是一百岁，可
惜他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在1965年就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
有六十七岁。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知识
分子，他叫罗隆基。他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政治生涯不
够份量，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涉及到对一个时
代的整体评价，也就是说，在他和这个时代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
他和这个时代最终发生了冲突，如果说他是对的，那么就是时代出了
问题，如果时代是对的，那么就是罗隆基有了问题，不可能都是对的，
也不可能都错了。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时代和个人的评价不能统
一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选择认同主流的态度，因为不能否定一个时代，
同时也就不可能给予和这个时代发生冲突的个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罗隆基的命运就是这样，他没有完全被人遗忘，但人们又不能够经常
提起有参加考试而多在清华呆了一年，1922年才去美国，这一级清华
学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如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等，在清华校
史上被称为辛酉级学生。罗隆基在美国进了两所大学，先是威斯康辛，
他在那里获取了硕士学位，再是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他在那里获哲
学博士学位，之后离美赴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
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
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笔，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
编。这是罗隆基前半生的大概简历，在他一生中，早年清华的经历对
于他后来的政治选择最为重要，我们就先从这里走近罗隆基。
罗隆基一生中很少提起他自己早年在清华的生活，他后来的遭遇
也使他同时代的朋友较少有关于他的回忆，尽管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
多，我还是从他同时代清华朋友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一些有关罗隆基早
年在清华的信息。我在以下的叙述中主要是根据梁实秋、浦薛凤、潘
大逵等人的回忆录。
罗隆基在清华的时候，正是五四前后，那一时期的学生，很少有
不介入学潮的，不过像罗隆基这样热衷于学生运动的人毕竟还不是很
多，可以这么说，是早年清华的生活培养了罗隆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
和才能，清华在罗隆基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背景，研究这
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清华多加留意。罗隆基正是因
为清华早年的教育背景才使他先由美后赴英，从而对西方的现代政治
制度产生了兴趣，并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他一生政治和社
会活动的主要朋友差不多都是出自清华的，二十年代晚期，他在上海
的教授生活和参加新月社的主要活动，可以说都是在清华同学这个圈
子内展开的。梁实秋在他的回忆录《清华八年》中曾说：“这一段时
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
校长’，是实有其事。”（《梁实秋散文》第1 集第223 页，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罗隆基在清华是以学生领袖知名的，这也成
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多数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学生领袖的经历，比如傅斯年等人，这可以解
释为他们天性中就具有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素质，他们由早年
的激进，最终转向理性和宽容，都是有其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其中的。
学潮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最早的素质训练，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
成不了优秀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的。那时清华学校的入学规定是“考
生年龄以不超过十四岁为限”（浦薛凤《记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
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2 期19页），这样小的年龄，在清华这样
的留美预备学校中受过八年的教育，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在他们身上是
从小就有的一种素养。梁实秋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
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
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
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罗隆基的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在他留下的遗稿中也记述了罗
隆基早年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
现，他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
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
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
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
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
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
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
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1921年6 月，北京
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罗
隆基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转引自何碧辉《著名的爱
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见《民国著名人物传》第3
卷，第19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许德珩晚年回忆说：那时
“经常出席‘学联’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
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清、陈宝锷（轮流出席）；清华的罗国（即罗
隆基）”（《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66页，中国青年
出版社，1987年），据许德珩回忆，在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中，罗隆
基一直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全国学联成立时，他也是北京方面的代
表。在同时代的清华朋友中罗隆基是一个将对政治的兴趣终身保持下
来的，他的那些清华同学，在赴美之前多数和罗隆基一样，平“（11
册）胡适和罗隆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越往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越
明显，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
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
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 号）另一篇是
《国联还可以抬头？》（204 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
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
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
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
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
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
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
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
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
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
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买国吗？胡先生一
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
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
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51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
第5 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
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
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罗隆基与储安平
1957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
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身
份与会。6 月2 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此意见》
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
下”论。
储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成为政治生活
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
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
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
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
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
在。”
储安平的这个说法是很知名的，他成为右派之后，批评“党天下”
的文章很多，但那些文章都没有说清楚这个说法最早来自哪里。最早
使用这个说法的是罗隆基。
1930年2 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第一篇文章就是罗隆基写
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是批评国民党“党在国
上”的，他说：“党在国上”的影响，尚未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
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
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
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
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它
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
的“党天下”。
罗隆基比储安平大十三岁，已不是一代人。罗隆基是胡适那一辈
人，而储安平是晚辈了。储安平和罗隆基的经历大体相似，他从光华
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不久就去了英国留学，他在英国和罗隆基进的
是同一所大学，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受过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
德·拉斯基的影响。储安平在光华读书的时候，罗隆基虽然已经离开
了，但从师生关系上看，也可以说，储安平还是罗隆基的学生。但实
际上储安平和罗隆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1946年9 月，储安平在上海
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列为“撰稿人”的前后就有78人，这中间
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中间偏左的，也有中间偏右的，但这个
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观察》时期，罗隆基没有给它写过一篇文
章。胡适《新月》和《独立评论》时期的旧友，多数都给《观察》写
过文章，为什么就少了一个罗隆基呢？不是储安平在政见上和罗隆基
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个人的私德有他自己的评价。
储安平在他的名文《中国的政局》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位头面人物有
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谊于实际政治
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
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
弱点是德不济才。”（《观察》第2 卷第2 期）这是储安平四十年代
对罗隆基的评价，那时储安平看重的是像胡适和傅斯年这样在政府之
外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卷入实际政治生活的那些人，
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在这一点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我们应该
说储安平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尽管罗隆基最终的命运和他没有什么
两样，他们虽然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人生境
界的追求上，还是有区别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1928年，罗隆基三十岁。那时《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先后
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一时期罗隆基非常活跃，《新月》从第3 卷第
2期开始到第4卷1 期都是由他做主编的。《新月》本来是一个文学刊
物，但罗隆基接手后，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挑起了
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些言论触犯了国民党当局，也最终导致了罗隆
基北上的结局，从此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就都是以北方为主了。罗隆基
在《新月》时期，主要的朋友是胡适和他为主的清华留学欧美的学者。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罗隆基给胡适的十封信，主要是这一时期
的。那时罗隆基对胡适是非常信任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仅多谈
《新月》的编务，还把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向胡适述说。那时他的婚姻
已出现了裂痕，有时他在和胡适讲完《新月》编辑方面的事之后，总
要提上一笔自己的家事。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
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随告。”
（第64页）虽然家事并不顺心，但这一段在罗隆基一生中还是他著述
最丰的时候。
罗隆基初从英国回来，南京方面曾延揽过他，他也不是没有动心，
而是觉得去处不是很合适。胡适曾转过一封戴季陶的信给罗隆基，是
想让他到考试院做事的，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惟原函中所谓在
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
人实难答复。”最后他告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
（上册502 页）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没有去考试院就职，但他对仕途还
是不反感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的主要活动还是以言论政，不脱书生本色，他是给《新月》写稿最
多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
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
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为《新月》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
吏治》，连载三期。在这篇长文中，罗隆基详细介绍了美国开国初期
的吏治，分赃制度下的吏治及改革运动中的吏治，不难看出罗隆基非
常熟悉美国吏治变革的历史，他如此详细地介绍也是有他自己的苦心
的，他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的东西。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是罗隆基
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罗隆基对于现实政治是有兴趣的，这一点他的朋
友都清楚，无论那一方面都公认罗隆基是有才能从政的，反对他和欣
赏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好手。从这篇说“专家政治”的
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出罗隆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熟悉程度。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说，要说政治，我
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
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总
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
民都能够遭殃。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
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家政治。罗隆基
认为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混乱，主要原因在行政上，具体说就是行政人
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之
前的吏治，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
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
二分赃政治。他认为，一个不经过选举、考试而是靠推荐、援引、夤
缘、苟且产生出全国的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
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及方面，
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
度。（2 卷2 期）《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
《论人权》。
罗隆基认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衣食住行，温饱小康
固然是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给不止此，在罗隆基的人权观中，他特别
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
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
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
须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是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
他的思想，非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
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新月》2 卷5 期）罗
隆基还分析了人权和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来阐述
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单单有强迫
人民服从他的意志的团体。除在严格的法理上外，国家只有在人民服
从国家的利益这个条件上要求人民服从。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
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
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
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
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
说到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时，罗隆基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
因时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罗隆基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了三十五条，这些条文，
可以看作是罗隆基为中国起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
今天读来，也很低令人振奋。《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
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两篇文章，是罗隆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
“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作法的，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和不必
统一，这是许多透彻说明过的问题，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
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
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
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党外
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的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
血的一条狭路。（《新月》第2 卷，第8 期、12期）《论共产主义》
是这一时期罗隆基对这个问题全面的批评，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论中
国的共产》再次阐发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
忠告国民党”，罗隆基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
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他在文章中集中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中
国壮大的原因。（《新月》第3 卷，第10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文章理论色彩很强，逻辑严密，非常雄
辨，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政治论文》，由新月书店出版。
四十年代
罗隆基在天津做《益世报》主笔期间，还有过一些政治活动，那
时他已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有了较多的来往，他还参加了“再生社”，
并且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在抗战前夕，罗隆基是主张抗日的，他和
一切主张抗日的分子携起手来，包括共产党在内。当时有人认为他是
故意给政府一个难题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他和“中社”的
代表熊希龄、谷锺秀、李璜一起质问汪精卫，国难会议为什么不谈政
治？汪精卫竟然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尽管革
命好了”，罗隆基他们愤然而退。（《传记文学》第39卷第3 期第36
页）抗战一起，罗隆基很本能地回到他早年的爱国主义里去了，他离
开天津南下，那时南京当局是紊乱的，对于由北方逃来共赴国难者是
无暇欢迎的，他由京而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这表示他于大敌当前
之时与国民党合作了，但他仍然对于政府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一时期，
罗隆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了。当时张君劢《发表了
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中共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
义，受到了中共的批评，罗隆基也反对张君劢，他认为要抗战就要同
中共搞好关系，罗隆基在四十年代的选择，在许多了解他的人看来是
不觉得奇怪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休会后，罗隆基作为驻会参
政员，留在武汉，武汉沦陷前随参政会迁到重庆，四十年代初，他还
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教授，后被解聘。
四十年代中期，罗隆基和他早年在清华的那些朋友已经来往不多
了，这期间他作为民盟的宣传部长非常活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
治人物。关于罗隆基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我们已有的材料很多，我
这里还是偏重于他那时的文章，因为他的现实政治活动，今天还难以
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这些还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去评说吧。
罗隆基四十年代的文字也不少，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的
《今日评论》和《民主周刊》上面，他在《今日评论》上重要的文章
有《期成宪政的我见》（2 卷22期）《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3
卷10期）《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4 卷1 期）《权力与效率》
（4卷9期）《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4 卷20期）《中国与民意政治》
（4 卷21期）《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4 卷24、25期）《国民参政
会的效用》（5 卷5 期）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写的文章更多，几
乎每期都有，《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都出自罗隆基之手。
他较重要的文章有《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1 卷7 期）《中国需要
第三个大政党》（1 卷16期）《中国民主路程遥远》（1 卷19期）
《中国的政治前途》（2 卷1 期）《为国民党借箸一筹》（2 卷4 期）。
罗隆基本来就是一个文章好手，他在四十年代的文章，主要集中
于讨论宪法和政党问题，他那些文章完全以一个在野者的身份说话，
要求国民党尽早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政治。
从学理上说，罗隆基这个时期的文章，无懈可击，但总体上评价，还
是胡适当年批评他的，因为自己过于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
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
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四十年代是罗隆基的黄金时代，1940年11月3 日，当时《新华日
报》战地记者陆诒先生曾在昆明采访过罗隆基一次，他笔下的罗隆基
是这样的：“我就在这里访问了国民参政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罗隆
基先生，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罗教授身穿一件深色长袍，西装裤，
足蹬革履，头发向两边分开，容光焕发，风度翩翩，看起来比他的实
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接见记者时一点也不拘束，并说他曾办报多年，
彼此是同行，乐于谈点多时局的看法。”（陆诒《文史杂忆》第210
页，上海文史资料第75辑）
采访结束后，罗隆基还对陆诒说了这样一番话：“《新华日报》
办得很有生气，就是发行工作没有做好，从重庆寄到昆明相隔时间太
久，你们应该派人来此做点调查工作，设法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
者的期望。”不知是因为陆诒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罗隆基才说了
这些话，还是他真正就是那样认为的。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罗隆基还
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大学教授，那么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就是一个政治活
动家了，那时他已是民盟的要角，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面的代表，他
参加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六十年代罗隆基写了长篇回忆
文章《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
第20辑193 页），详细回忆了他那一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从民盟的建
立，到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叶笃义在六十年代也写过一篇《我与
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 辑第38页），所忆的事情没有
什么差别，需要说明的是他们那时已是右派，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里写
回忆文字，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尽管他们都是有过良好教育
背景的知识分子，但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的回忆录是作为检查来写
的，所以有很大局限。1949年罗隆基和张澜被困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脱险后离沪赴京。（参阅郑定竹《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文
史资料选辑》第36辑）
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
是有很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
有历史眼光的自由主义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罗隆基。这
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
响的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
的时候，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正地看待他。梁
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2 卷15期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论》。
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
法，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
才”。梁实秋说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隆基
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
十多年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
梁实秋觉得还是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我觉得社会要培
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
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
大家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
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
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
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
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
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
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
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
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
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
纸，说罗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
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把罗隆基写作“罗
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我们
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纸说罗隆基坐
了周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以
为然，他说：“他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
是这成什么新闻呢？浅绿色的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
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属子弟才可以坐汽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
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时期北平还有一张小报转载南京
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理由是中共代表已经
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尾巴。梁
实秋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
什么罪而要予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
产党，其代表周恩来并不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
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说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
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用罗隆基的私生活作为攻击
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的一家报纸上还
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
种说法，梁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
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
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
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
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
外国作学生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
往的。孙中山逝世的那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
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
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
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这在许多
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
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为号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
回到上海以后，罗隆基因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
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说，但还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
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罗隆基清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
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类人，但他对罗隆基
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始终不曾
低头，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
不外民主、自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
做官的呼声。等到国共和谈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
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
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重要。假使于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
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各方面将欢迎不暇，
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隆基并不
是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
下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
不是投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
民党，那也许是投机。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
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篷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
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
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民主、宪政、
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政，
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
日，他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
一件一件的说是作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
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
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
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
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此
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
梁实秋并不因为罗隆基是自己的朋友就完全认同他的政见，所以
他在肯定罗隆基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的前提下，也对他有所批评。他认
为罗隆基的政治理论是从英美晚近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成规中提炼出来
的，虽然陈义甚高，但缺少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基础，他的全部思想
都是舶来品，舶来品不一定不好，而且老实说舶来品往往是最好的，
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总感觉到完全借用外国的理论不免有生吞活剥
之嫌。最好是在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里寻一条路出来，然后参酌西法，
改头换面地揉和在一起，这就容易被人接受，如果外国的政治理论，
不限于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苏联所谓的“经济民主”的要义也特别
强调一下，那就更容易得到另一部分人的拥护。罗隆基的政治见解，
偏重在理想和原则方面，如果实现这理想或原则，那是很难的事。一
个政治学者也不可以只谈原则不管办法，何况是一个要献身于实际政
治的人，一个政治的批评家容易高谈原则，而一个实际负政治责任的
人便要很注意于琐细的技术了。罗隆基不是见不及此，例如他所推崇
的“专家政治”，即是想把政治专业化，但这究竟不是改造中国政治
的首要问题。如何把一个中古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
这不一定需要专家设计，而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来奠定基础。
比如说一部宪草，里面包含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罗隆基对于宪草是
下过一番功夫的，他特别注意到代议制的形成，所以他曾有过委很精
湛的意见，要修改关于国民大会的种种规定，但是还不够。国民代表
如何选出来，那才是大问题。以中国之大，组织之散漫，教育之低下，
怎样才能找出一个好的选举办法来？
惜他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在1965年就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
有六十七岁。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知识
分子，他叫罗隆基。他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政治生涯不
够份量，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涉及到对一个时
代的整体评价，也就是说，在他和这个时代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
他和这个时代最终发生了冲突，如果说他是对的，那么就是时代出了
问题，如果时代是对的，那么就是罗隆基有了问题，不可能都是对的，
也不可能都错了。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时代和个人的评价不能统
一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选择认同主流的态度，因为不能否定一个时代，
同时也就不可能给予和这个时代发生冲突的个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罗隆基的命运就是这样，他没有完全被人遗忘，但人们又不能够经常
提起有参加考试而多在清华呆了一年，1922年才去美国，这一级清华
学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如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等，在清华校
史上被称为辛酉级学生。罗隆基在美国进了两所大学，先是威斯康辛，
他在那里获取了硕士学位，再是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他在那里获哲
学博士学位，之后离美赴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
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
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笔，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
编。这是罗隆基前半生的大概简历，在他一生中，早年清华的经历对
于他后来的政治选择最为重要，我们就先从这里走近罗隆基。
罗隆基一生中很少提起他自己早年在清华的生活，他后来的遭遇
也使他同时代的朋友较少有关于他的回忆，尽管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
多，我还是从他同时代清华朋友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一些有关罗隆基早
年在清华的信息。我在以下的叙述中主要是根据梁实秋、浦薛凤、潘
大逵等人的回忆录。
罗隆基在清华的时候，正是五四前后，那一时期的学生，很少有
不介入学潮的，不过像罗隆基这样热衷于学生运动的人毕竟还不是很
多，可以这么说，是早年清华的生活培养了罗隆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
和才能，清华在罗隆基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背景，研究这
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清华多加留意。罗隆基正是因
为清华早年的教育背景才使他先由美后赴英，从而对西方的现代政治
制度产生了兴趣，并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他一生政治和社
会活动的主要朋友差不多都是出自清华的，二十年代晚期，他在上海
的教授生活和参加新月社的主要活动，可以说都是在清华同学这个圈
子内展开的。梁实秋在他的回忆录《清华八年》中曾说：“这一段时
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
校长’，是实有其事。”（《梁实秋散文》第1 集第223 页，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罗隆基在清华是以学生领袖知名的，这也成
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多数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学生领袖的经历，比如傅斯年等人，这可以解
释为他们天性中就具有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素质，他们由早年
的激进，最终转向理性和宽容，都是有其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其中的。
学潮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最早的素质训练，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
成不了优秀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的。那时清华学校的入学规定是“考
生年龄以不超过十四岁为限”（浦薛凤《记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
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2 期19页），这样小的年龄，在清华这样
的留美预备学校中受过八年的教育，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在他们身上是
从小就有的一种素养。梁实秋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
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
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
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罗隆基的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在他留下的遗稿中也记述了罗
隆基早年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
现，他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
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
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
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
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
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
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
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1921年6 月，北京
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罗
隆基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转引自何碧辉《著名的爱
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见《民国著名人物传》第3
卷，第19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许德珩晚年回忆说：那时
“经常出席‘学联’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
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清、陈宝锷（轮流出席）；清华的罗国（即罗
隆基）”（《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66页，中国青年
出版社，1987年），据许德珩回忆，在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中，罗隆
基一直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全国学联成立时，他也是北京方面的代
表。在同时代的清华朋友中罗隆基是一个将对政治的兴趣终身保持下
来的，他的那些清华同学，在赴美之前多数和罗隆基一样，平“（11
册）胡适和罗隆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越往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越
明显，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
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
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 号）另一篇是
《国联还可以抬头？》（204 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
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
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
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
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
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
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
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
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
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
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买国吗？胡先生一
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
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
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51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
第5 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
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
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罗隆基与储安平
1957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
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身
份与会。6 月2 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此意见》
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
下”论。
储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成为政治生活
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
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
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
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
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
在。”
储安平的这个说法是很知名的，他成为右派之后，批评“党天下”
的文章很多，但那些文章都没有说清楚这个说法最早来自哪里。最早
使用这个说法的是罗隆基。
1930年2 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第一篇文章就是罗隆基写
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是批评国民党“党在国
上”的，他说：“党在国上”的影响，尚未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
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
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
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
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它
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
的“党天下”。
罗隆基比储安平大十三岁，已不是一代人。罗隆基是胡适那一辈
人，而储安平是晚辈了。储安平和罗隆基的经历大体相似，他从光华
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不久就去了英国留学，他在英国和罗隆基进的
是同一所大学，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受过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
德·拉斯基的影响。储安平在光华读书的时候，罗隆基虽然已经离开
了，但从师生关系上看，也可以说，储安平还是罗隆基的学生。但实
际上储安平和罗隆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1946年9 月，储安平在上海
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列为“撰稿人”的前后就有78人，这中间
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中间偏左的，也有中间偏右的，但这个
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观察》时期，罗隆基没有给它写过一篇文
章。胡适《新月》和《独立评论》时期的旧友，多数都给《观察》写
过文章，为什么就少了一个罗隆基呢？不是储安平在政见上和罗隆基
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个人的私德有他自己的评价。
储安平在他的名文《中国的政局》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位头面人物有
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谊于实际政治
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
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
弱点是德不济才。”（《观察》第2 卷第2 期）这是储安平四十年代
对罗隆基的评价，那时储安平看重的是像胡适和傅斯年这样在政府之
外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卷入实际政治生活的那些人，
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在这一点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我们应该
说储安平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尽管罗隆基最终的命运和他没有什么
两样，他们虽然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人生境
界的追求上，还是有区别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1928年，罗隆基三十岁。那时《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先后
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一时期罗隆基非常活跃，《新月》从第3 卷第
2期开始到第4卷1 期都是由他做主编的。《新月》本来是一个文学刊
物，但罗隆基接手后，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挑起了
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些言论触犯了国民党当局，也最终导致了罗隆
基北上的结局，从此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就都是以北方为主了。罗隆基
在《新月》时期，主要的朋友是胡适和他为主的清华留学欧美的学者。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罗隆基给胡适的十封信，主要是这一时期
的。那时罗隆基对胡适是非常信任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仅多谈
《新月》的编务，还把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向胡适述说。那时他的婚姻
已出现了裂痕，有时他在和胡适讲完《新月》编辑方面的事之后，总
要提上一笔自己的家事。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
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随告。”
（第64页）虽然家事并不顺心，但这一段在罗隆基一生中还是他著述
最丰的时候。
罗隆基初从英国回来，南京方面曾延揽过他，他也不是没有动心，
而是觉得去处不是很合适。胡适曾转过一封戴季陶的信给罗隆基，是
想让他到考试院做事的，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惟原函中所谓在
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
人实难答复。”最后他告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
（上册502 页）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没有去考试院就职，但他对仕途还
是不反感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的主要活动还是以言论政，不脱书生本色，他是给《新月》写稿最
多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
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
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为《新月》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
吏治》，连载三期。在这篇长文中，罗隆基详细介绍了美国开国初期
的吏治，分赃制度下的吏治及改革运动中的吏治，不难看出罗隆基非
常熟悉美国吏治变革的历史，他如此详细地介绍也是有他自己的苦心
的，他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的东西。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是罗隆基
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罗隆基对于现实政治是有兴趣的，这一点他的朋
友都清楚，无论那一方面都公认罗隆基是有才能从政的，反对他和欣
赏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好手。从这篇说“专家政治”的
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出罗隆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熟悉程度。他
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说，要说政治，我
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
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总
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
民都能够遭殃。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
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家政治。罗隆基
认为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混乱，主要原因在行政上，具体说就是行政人
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之
前的吏治，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
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
二分赃政治。他认为，一个不经过选举、考试而是靠推荐、援引、夤
缘、苟且产生出全国的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
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及方面，
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
度。（2 卷2 期）《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
《论人权》。
罗隆基认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衣食住行，温饱小康
固然是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给不止此，在罗隆基的人权观中，他特别
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
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
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
须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是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
他的思想，非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
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新月》2 卷5 期）罗
隆基还分析了人权和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来阐述
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单单有强迫
人民服从他的意志的团体。除在严格的法理上外，国家只有在人民服
从国家的利益这个条件上要求人民服从。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
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
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
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
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
说到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时，罗隆基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
因时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罗隆基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了三十五条，这些条文，
可以看作是罗隆基为中国起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
今天读来，也很低令人振奋。《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
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两篇文章，是罗隆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
“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作法的，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和不必
统一，这是许多透彻说明过的问题，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
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
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
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党外
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的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
血的一条狭路。（《新月》第2 卷，第8 期、12期）《论共产主义》
是这一时期罗隆基对这个问题全面的批评，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论中
国的共产》再次阐发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
忠告国民党”，罗隆基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
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他在文章中集中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中
国壮大的原因。（《新月》第3 卷，第10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文章理论色彩很强，逻辑严密，非常雄
辨，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政治论文》，由新月书店出版。
四十年代
罗隆基在天津做《益世报》主笔期间，还有过一些政治活动，那
时他已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有了较多的来往，他还参加了“再生社”，
并且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在抗战前夕，罗隆基是主张抗日的，他和
一切主张抗日的分子携起手来，包括共产党在内。当时有人认为他是
故意给政府一个难题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他和“中社”的
代表熊希龄、谷锺秀、李璜一起质问汪精卫，国难会议为什么不谈政
治？汪精卫竟然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尽管革
命好了”，罗隆基他们愤然而退。（《传记文学》第39卷第3 期第36
页）抗战一起，罗隆基很本能地回到他早年的爱国主义里去了，他离
开天津南下，那时南京当局是紊乱的，对于由北方逃来共赴国难者是
无暇欢迎的，他由京而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这表示他于大敌当前
之时与国民党合作了，但他仍然对于政府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一时期，
罗隆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了。当时张君劢《发表了
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中共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
义，受到了中共的批评，罗隆基也反对张君劢，他认为要抗战就要同
中共搞好关系，罗隆基在四十年代的选择，在许多了解他的人看来是
不觉得奇怪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休会后，罗隆基作为驻会参
政员，留在武汉，武汉沦陷前随参政会迁到重庆，四十年代初，他还
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教授，后被解聘。
四十年代中期，罗隆基和他早年在清华的那些朋友已经来往不多
了，这期间他作为民盟的宣传部长非常活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
治人物。关于罗隆基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我们已有的材料很多，我
这里还是偏重于他那时的文章，因为他的现实政治活动，今天还难以
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这些还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去评说吧。
罗隆基四十年代的文字也不少，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的
《今日评论》和《民主周刊》上面，他在《今日评论》上重要的文章
有《期成宪政的我见》（2 卷22期）《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3
卷10期）《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4 卷1 期）《权力与效率》
（4卷9期）《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4 卷20期）《中国与民意政治》
（4 卷21期）《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4 卷24、25期）《国民参政
会的效用》（5 卷5 期）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写的文章更多，几
乎每期都有，《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都出自罗隆基之手。
他较重要的文章有《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1 卷7 期）《中国需要
第三个大政党》（1 卷16期）《中国民主路程遥远》（1 卷19期）
《中国的政治前途》（2 卷1 期）《为国民党借箸一筹》（2 卷4 期）。
罗隆基本来就是一个文章好手，他在四十年代的文章，主要集中
于讨论宪法和政党问题，他那些文章完全以一个在野者的身份说话，
要求国民党尽早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政治。
从学理上说，罗隆基这个时期的文章，无懈可击，但总体上评价，还
是胡适当年批评他的，因为自己过于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
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
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四十年代是罗隆基的黄金时代，1940年11月3 日，当时《新华日
报》战地记者陆诒先生曾在昆明采访过罗隆基一次，他笔下的罗隆基
是这样的：“我就在这里访问了国民参政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罗隆
基先生，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罗教授身穿一件深色长袍，西装裤，
足蹬革履，头发向两边分开，容光焕发，风度翩翩，看起来比他的实
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接见记者时一点也不拘束，并说他曾办报多年，
彼此是同行，乐于谈点多时局的看法。”（陆诒《文史杂忆》第210
页，上海文史资料第75辑）
采访结束后，罗隆基还对陆诒说了这样一番话：“《新华日报》
办得很有生气，就是发行工作没有做好，从重庆寄到昆明相隔时间太
久，你们应该派人来此做点调查工作，设法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
者的期望。”不知是因为陆诒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罗隆基才说了
这些话，还是他真正就是那样认为的。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罗隆基还
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大学教授，那么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就是一个政治活
动家了，那时他已是民盟的要角，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面的代表，他
参加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六十年代罗隆基写了长篇回忆
文章《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
第20辑193 页），详细回忆了他那一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从民盟的建
立，到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叶笃义在六十年代也写过一篇《我与
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 辑第38页），所忆的事情没有
什么差别，需要说明的是他们那时已是右派，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里写
回忆文字，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尽管他们都是有过良好教育
背景的知识分子，但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的回忆录是作为检查来写
的，所以有很大局限。1949年罗隆基和张澜被困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脱险后离沪赴京。（参阅郑定竹《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文
史资料选辑》第36辑）
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
是有很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
有历史眼光的自由主义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罗隆基。这
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
响的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
的时候，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正地看待他。梁
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2 卷15期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论》。
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
法，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
才”。梁实秋说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隆基
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
十多年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
梁实秋觉得还是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我觉得社会要培
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
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
大家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
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
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
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
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
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
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
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
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
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
纸，说罗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
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把罗隆基写作“罗
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我们
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纸说罗隆基坐
了周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以
为然，他说：“他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
是这成什么新闻呢？浅绿色的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
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属子弟才可以坐汽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
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时期北平还有一张小报转载南京
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理由是中共代表已经
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尾巴。梁
实秋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
什么罪而要予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
产党，其代表周恩来并不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
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说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
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用罗隆基的私生活作为攻击
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的一家报纸上还
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
种说法，梁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
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
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
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
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
外国作学生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
往的。孙中山逝世的那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
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
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
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这在许多
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
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为号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
回到上海以后，罗隆基因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
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说，但还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
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罗隆基清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
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类人，但他对罗隆基
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始终不曾
低头，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
不外民主、自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
做官的呼声。等到国共和谈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
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
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重要。假使于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
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各方面将欢迎不暇，
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隆基并不
是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
下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
不是投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
民党，那也许是投机。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
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篷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
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
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民主、宪政、
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政，
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
日，他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
一件一件的说是作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
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
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
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
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此
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
梁实秋并不因为罗隆基是自己的朋友就完全认同他的政见，所以
他在肯定罗隆基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的前提下，也对他有所批评。他认
为罗隆基的政治理论是从英美晚近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成规中提炼出来
的，虽然陈义甚高，但缺少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基础，他的全部思想
都是舶来品，舶来品不一定不好，而且老实说舶来品往往是最好的，
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总感觉到完全借用外国的理论不免有生吞活剥
之嫌。最好是在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里寻一条路出来，然后参酌西法，
改头换面地揉和在一起，这就容易被人接受，如果外国的政治理论，
不限于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苏联所谓的“经济民主”的要义也特别
强调一下，那就更容易得到另一部分人的拥护。罗隆基的政治见解，
偏重在理想和原则方面，如果实现这理想或原则，那是很难的事。一
个政治学者也不可以只谈原则不管办法，何况是一个要献身于实际政
治的人，一个政治的批评家容易高谈原则，而一个实际负政治责任的
人便要很注意于琐细的技术了。罗隆基不是见不及此，例如他所推崇
的“专家政治”，即是想把政治专业化，但这究竟不是改造中国政治
的首要问题。如何把一个中古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
这不一定需要专家设计，而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来奠定基础。
比如说一部宪草，里面包含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罗隆基对于宪草是
下过一番功夫的，他特别注意到代议制的形成，所以他曾有过委很精
湛的意见，要修改关于国民大会的种种规定，但是还不够。国民代表
如何选出来，那才是大问题。以中国之大，组织之散漫，教育之低下，
怎样才能找出一个好的选举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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