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1934-2001），1934年12月9日出生在上海，祖籍福州市，新梅公支系第九世孙女，她的叔曾祖就是晚清出使英、意、比三国大臣的罗丰禄，祖父罗忠尧曾任晚清驻新加坡总领事，父亲罗孝章留美获得硕土学位，供职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驻上海办事处总工程师。
罗旭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在翻译室的最初几年间，先后担任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宋庆龄、陈毅等领导人与法语外宾会见的翻译。1963-1964年罗旭借调到编译局，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等重大文章的翻译工作。她钟情法兰西语言，又自小积累了英语修养，因此，在她涉身几十年的外交工作特别是在高层领导的双语口译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72年5月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访华，非洲国家驻华使团在北京饭店庆祝“非洲日”，周恩来总理和西亚德主席应邀参加，罗旭担任译员。西亚德主席不会说法语，非洲驻华使团长、几内亚大使则不懂英语，由于罗旭谙熟英、法两国语言，让非洲兄弟枯坐向隅的谈话顿时轻松起来，非洲使团礼宾官连连称赞罗旭，周总理也感到满意。1972年，有一次，罗旭与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参加接待某非洲国家元首的工作。会见外宾前，毛主席含笑说道：你们这些人的名字好厉害，唐闻生是闻生不闻死，罗旭和后羿一样会射下九个太阳。据说这是指前一年冬天，江青在钓鱼台宾馆宴请几位翻译，罗旭认为这与工作无关，拒不前去。后来，周总理称赞罗旭敢顶江青，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1972年至1975年间，罗旭曾多次出席各种重大国际会议。1972年秋，罗旭随副外长乔冠华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翌年早春，罗旭又随外长姬鹏飞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导致了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的结束。最令罗旭难忘的是1974年暮春，她作为副代表，随邓小平同志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亲听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翌年仲秋，她再度以副代表身份出席第三十届“联大”会议。
1975年后，她从事法、英文的翻译，笔耕不辍，参与了《巴尔扎克全集》、《戴高乐回忆录》等名著的翻译校订工作，翻译了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文章。十年后，她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职，以参赞衔主管新闻发布工作。1988年，罗旭又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和新闻参赞，至1992年冬卸任归来任外交部西欧司参赞。纽约的五年经历使她觉得这是一段十分丰富的人生感受。
罗旭酷爱文学，对法兰西文学情有独钟，尤其喜欢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乔治·桑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先驱司汤达的佳作，《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曾令罗旭拍案叫绝。罗旭还十分喜爱西洋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使她陶醉到忘我的境地。
数十年的外交生涯如潮涨潮落，但她的生活态度始终随缘向上，不断努力丰富自己，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使她与国际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外交风云变幻结下不解之缘。
罗旭的夫君赵稷华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在香港回归的重要时刻，他担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贡献。香港回归后他又担任了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副特派员。这时罗旭在香港担任联合出版集团高级研究员。
2001年11月20日罗旭因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68岁。在她最后三年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她保持乐观情绪，生活愉快、充实。遵照本人遗愿，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供科研教学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