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是中国上古文化研究的一大项，对于楚，我们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譬如，楚族的渊源及其早期迁徙史，便众说纷纭。[1]下文，拟简单谈谈楚族远古的由东而西再折向南的举族大迁移，与此同时，解决相应的有关问题。

 

　　了解了楚族早期的播迁,有些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例如，为什么楚文化具有亦夏亦夷亦苗蛮、似夏似夷似苗蛮、非夏非夷非苗蛮的特征[2]，由此即可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

 

　　荆楚是古中国的赫赫国族，见于典籍和地下文化遗存都相当早。例如：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诗· 商颂·殷武》）

 

　　　　戊戍卜，佑伐芈。（《新获卜辞》三五八）

 

　　楚族原为居留黄河中下游的芈姓部落，“伐芈”即“伐楚”。[3] 《左传》隐七年和僖二年皆言及“楚丘”（一在滑县，一在曹县，时分属卫、曹二国），“这两个楚丘，当是芈氏（姓？）部落曾居于此，而以后命为国名的”[4] 。

 

　　《诗·商颂·殷武》言：“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是以知当时的荆楚（芈姓部落）旧地是殷商的近邻，故而殷商和荆楚两个国族易生冲突。在“居国南乡”后，《殷武》复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那么，可能远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成汤时代，荆楚就和殷商屡屡发生武装纠纷了。

 

　　时殷大楚小，兵戎相见的结果常是殷胜楚败，楚人只好献女“和亲”，所以甲骨卜辞数见“帚（妇）楚”[5]。 先秦姓氏有严格区别，特别在战国以前，大多是女称姓，男称氏。上引“卜辞”称殷“伐芈”，可证此时的楚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母权制（母系氏族公社）时代。

 

　　附带指出，《史记》记叙上古事，往往言“姓氏”，那是太史公以秦汉之“今”而例古，是不够确切的。

 

　　但是，“和亲”仍不能制止殷商对荆楚的武装欺凌，楚族被迫西迁，据《史记·楚世家》，楚族源出于古华夏族团的颛顼高阳氏；荆楚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长诗《离骚》内唱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伯庸即祝融，伯、祝均训“大”，庸、融相通。祝融也是华夏的宗祖之一，于古代极其煊赫。[6]可见，今所知楚文化中孕涵着颇为显著的殷（ｙｉ，即夷）文化或东夷文化因子（如祀日崇凤）。那当是荆楚阖族西过时，挟带了东夷文化同行所致。

 

　　楚族西迁当在穴熊时代。故《史记·楚世家》谓，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如学人所阐释，“荆人在殷人的压力下，多数臣服，少数逃散。”[7]我们的理解有些不同，“或在中国”即“臣服”于殷的，可能是“少数”；“或在蛮夷”即“逃散”的，可能是多数。

 

　　他们并未作鸟兽散，而是举族向西方大迁徙。

 

　　《新获卜辞》言殷商“伐芈”，当在殷武丁时代（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之后不久即到了穴熊充任大酋长时代。

 

　　此时的楚仍处在“母权制”，穴熊是女性首领（说详后）。

 

　　穴熊后经过若干时代，始有“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史记·楚世家》）。那么，到了公元前二十或二十一世纪时，楚族已迁移到周原附近，始有“鬻熊子事（周）文王”（引同前）之事，即荆楚依附姬周，充当强大的姬周的义子民族。”[8]　　鬻熊率族依附姬周，有地下文物可证。1977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即有“今秋楚子来告”（Ｈ11: 83）和“楚伯迄今秋来，囟于王其侧”（Ｈ11:14）等语。

 

　　这“应在周文王迁丰以前”[9]。

 

　　迤逦到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楚族又由周原南迁到今湖北省境内。学人认为，熊绎“被封在楚蛮之地，才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楚人再南下到湖南沅湘地区的，零星的开始可能在春秋早、中期，大举迁徙当在春秋而后、战国之初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时代。“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于是南平百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湖南沅湘地区在楚人进入前，正是百越族聚居之地。百越是隶属广义的苗蛮族团的大族,支系纷繁。如《楚辞·九歌》，最初即是沅湘地区的百越族祭神乐曲。后来荆楚文化浸被湖湘，《九歌》才为大诗人屈原再创作而呈现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规模。[10]　　至此，楚族完成了长达千余年的大迁移，迁移的路线是由东而西再折向南：楚丘→周原→ 丹阳 →（丹淅之间）→沅湘后来，大约在楚顷襄王时代（前298──前263年），还有庄足乔（豪）入滇之举（《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但规模不算太大，已属楚族迁徙的强弩之末。

 

　　　 二

 

　　楚族首领（酋长、子、伯、王）的名字自穴熊始，都有个“熊”字。先是后缀（如穴熊、鬻熊）；自鬻熊的儿子熊丽开端，“熊”成为名字的前缀。这个变更使“熊”作为楚王族的氏而固定下来，荆楚王族芈姓熊氏。

 

　　但在穴熊时代,熊还没有成为“氏”。《史记·楚世家》详叙楚族渊源及远祖鬻熊活动大致情况，至穴熊而中断，语焉不详。穴熊以前楚祖是神人杂出，搅和了不少古神话。此正可表明，在穴熊之前的谱系，乃荆楚的精神祖先罢了。穴熊，作为有史可考的女姓大酋长，地位大抵相当于殷的简狄或周的姜女原, 是“圣处女”身份的女系祖先（高祖妣）。

 

　　不过,没有简狄、姜女原幸运，穴熊无夫生子即氏族肇源神话给佚失了。穴熊本人的姓别也使人恍忽迷离，弄不清其真面目。

 

　　母权制时代是原始社会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史前史阶段。

 

　　其时有姓无氏。《说文·女部》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因生以赐姓。”这儿讲的是“图腾感生”，“所谓民知有母，不知有父，与麋鹿共处”（《庄子·盗跖》），乃“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的结果。于是，姓成为母系民族公社时代的标识。“氏”属男姓专有，父权制替代母权制，“杂婚”（乱婚）成为逝去的旧事物,日益变成遥远的历史。这时,“氏”遂成为父系氏族公社以至奴隶制时代男权的标志。“姓”自然依旧保留，但女姓男氏严格区分，春秋时代还是这样。

 

　　以荆楚族来说,鬻熊是楚族第一个于史可考的男姓祖先。

 

　　从典籍记载他和周文王以及同时诸臣佐的关系来看，可以断言,[12] 鬻熊时代“当处于家长奴役制迈向奴隶制社会的历史阶段”[13]。“熊”作为楚王族的氏自鬻熊始。在上古时代,姓在女人的名字是作为后缀存在的，如庄姜、季芈之类。

 

　　鬻熊以氏作名字的后缀,保留了母权制以来妇女名字的风尚。

 

　　这正是男姓初获得姓尚留存旧的印痕的表现。

 

　　前言楚族自穴熊时代起，被殷族武力欺凌而西迁，司马迁目之为“中微”。《史记·楚世家》言，“或在中国，或在蛮夷”云云,“中国”指华夏族团活动的黄河中游地带,那正是楚族的祖籍及渊源所自；“蛮夷”内当然包含东夷（殷商原隶东夷,楚人有融入殷商者）,更重要的指西迁南下的楚族大宗。例如姬周亦称“西夷”,所谓“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蛮指苗蛮,（《说文·虫部》）即言：“南蛮，蛇种。”蛇系氏族图腾，初无贬意。学人认为：“‘蛮’是个勤劳勇敢的美称，……蛮人是古代已具有高度文明的优秀民族之一。”[14]　　由于以上诸因缘,楚王方能亢言：“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那么，由荆楚族的千年大迁移历史来窥测楚文化铸夏、夷、苗蛮诸异源文化为一体的状况，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楚文化的非夏非夷非苗蛮、似夏似夷似苗蛮、亦夏亦夷亦苗蛮的显著特征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雏形形态。

 

　　现在应该谈谈穴熊为什么是女性了。

 

　　楚族氏熊源于穴熊之“熊”。虽然穴熊时代，“熊”尚未演绎成芈姓部落的“氏”。“熊”是个讹误传写之字，本来当作“今西”（古“饮”字）。在楚器名文中，楚君熊×均作“今西”。举例而言,如1993年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坟）出土的“楚王今西章剑”，今西章即《史记·楚世家》的楚惠王熊章(前488年─前432年在位)。[15]今西章又见《曾侯乙钅甫寸》铭文。另同在楚故都寿春出土的楚器，“其中有楚王名者，计有今西肯鼎二件,今西肯簋三件，今西干心钅乔鼎、 今西干心盘各一件。

 

　　今西干心经学者考订为楚幽王熊悍；今西肯之名,一般认为即考烈王熊元。”[16]　　那么，“今西”为什么讹写成“熊”？　　覆按先秦典籍资料，秦惠文王时，秦人著《诅楚文》，呼唤大神巫咸而“诅楚”，詈骂楚怀王槐，书写作“熊相”（古“相”、“槐”字通）。彼时，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史记·楚世家》）。秦人一时惶惧莫名，遂有“诅楚”之举，这是先秦时代以“熊”冠二楚君名字之始。司马迁于汉兴七十余岁之后，著作《史记》，未察于此，遂把楚君“今西　×”均写成“熊×”了。

 

　　由此可见，穴熊本就写作“穴今西”，亦即“穴饮”。

 

　　今西，后来成为饮酒之饮的专门用语。[17]字作上“今”下“酉”；“今”是声符，“酉”酿器[18]。然而在穴熊时代，芈姓部落（楚族）尚无酿酒能力。“穴饮”，亦足可描画当时先楚部落的生活之艰苦：穴居而茹毛饮血。

 

　　我们说穴熊是一位女性大酋长, 从名“穴”可以看出。“穴”,不仅状其穴居，还是女性的标识。 初民认为“万物有灵”（Animial），一切具有性别，所以“丘陵为牡， 溪谷为牝”（《淮南子·地形训》）原始思维往往推己及物，作直观推理。初民观察人类本身既分为男女，那么，客观大千世界无不如是。故而远古时代，“天然的洞穴和凹地则用以象征女阴。”[19]古神话传说，“伊尹生于空桑”（《列子·天瑞》）；《楚辞·天问》也谓：“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空桑（桑树空洞）能产子，自然等同女阴。那么，穴熊之“穴”亦为牝器无疑。 　在先楚芈姓部落时代，楚文化远较殷商落后，殷商在武丁时代已有甲骨文，楚人则无。穴熊之名传于后世，自然属于口碑。“穴”作为女阴，易于传诵。文明的进步培养出人类的羞耻心。楚人尽情吸取夷、夏、苗蛮等导源文化。文明日趋昌盛，“穴熊”之“穴”的本义遂日益隐晦，竟至连穴熊本来面目也模糊不清。

 

　　这情况有点类似称母曰“妣”，妣即女阴，正是母亲的最显著特征，妣在先秦人常语里，与祖相配，祖即男根。今世俗称女阴为“尸穴”,读音犹与妣相若,[23]文明把这一切掩盖得严严实实，那么，不明穴熊的性别底蕴，就在情理之中。

 

　　以上所言，不过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4]，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力争把后人有意无意掩遮楚史的幕幔拉开，拂去积尘，如是而已。楚史和楚文化需要研究的积淀太多太多，遗失的连环也很不少，力之所及,能拾起一个连环,拂去些许尘埃,就足以自慰矣。

 

　　所言当否，愿行家和读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