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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罗氏家谱的方法和依据

 罗时实 发布时间:2008-01-15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中提到,“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通知》对于家谱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高度明确的概括,给我们编修家谱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主要是研究家谱,研究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不是一般文化的认同,尽量参考方志和正史,研究先祖活动的社会环境,但不是以方志或历史名人的结论为准,那样势必走入歧途。家谱、方志、正史能够互相补充但不能相互代替,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人群去做。
  有人认为研究族谱“以史为准,经史考验” ,“鉴于代久年湮,远古世系已不可考”,“罗氏正史应从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开始”,甚至称豫章始祖罗珠是“罗氏第1代子孙”,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很难认同。如果罗珠是“罗氏第1代子孙” 的话,先秦时代的乘公是罗氏第31世,罗珠是乘公的第11世孙,那么珠公和乘公的关系如何称呼? 那只有把珠公先前的40代先祖合并成一个,叫祖宗。不知可否?
  这里说的“史”可能是指“历史”。如果是指“历史”,我们就可以引用“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其中指出:家谱“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也就是说,家谱、方志和正史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可实际上提出“以史为准,经史考验”的人恐怕不是以上述的历史资料为准,而是以“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为准,如果这种“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有我们家谱中的人物,我们家谱中的人物就存在,否则就要怀疑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例如豫章第35世的罗元杰和豫章第36世的罗立行叔侄俩,就可能是“杜撰”或“掇拾”出来的人物,最多再去寻找别的资料“考证”一下。如果这种“历史名人的文章记载”说我们的某分支家谱记载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的某分支家谱记载就一定是什么问题。这不荒唐吗?历史名人的文章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小报,千万要谨慎。
  有人抬出明朝状元罗洪先的评语去否定“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称其有些记载“最为荒诞”,主要是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并且将北魏改罗氏的少数民族罗结家族的人物列入《柏林罗氏族谱》,为了强调罗洪先评语的“正确性”,又抬出明朝状元罗伦在为《丰岭罗氏族谱》作序时,明确表示反对“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其文章存于《四库全书》罗伦文集之中,佐证了罗洪先的评价有据。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甲拿着自己的物品进屋去,乙说“甲偷了人家的物品”,丙接着说“我反对偷窃行为”,于是证明乙说的“甲偷了人家的物品”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有两个名人都说,还会有假?。我们大家可以从族谱上查找到北魏时期的罗结是豫章第18世,是柏林基祖瑭公的长孙罗钟的曾孙,先祖源流清晰,怎么不可以记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而且记入了“名宦录”。尽管北魏的皇帝是少数民族,罗结家族的人物仍然是豫章柏林罗氏。
  “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 “最为荒诞”的主要罪状就是“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据说其原因是“大部分谱牒是由族中略通文墨者执笔,缺乏必要历史知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的文章称族谱是“农民”编修。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农民怎么缺乏必要历史知识,可能会把官职和学历的名称写错,但自己亲人的名字总不会搞错吧?因为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基本的含义没有错。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听说或看到,有些官位高、学历高的人看不起普通的劳动者,甚至不承认地位“低贱”的父母和长辈,这是十分可悲可憎的。明朝状元罗洪先是庐陵秀川支系,承认秀川的始祖是唐朝的崱公。我们大家也可以从族谱上查找到唐朝的崱公是豫章第34世,属于南昌柏林罗氏南房世系,先祖源流清晰。南昌柏林在唐宋年代很有名气,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豪强的掠夺,至元明时代已经一落千丈,特别是明朝永乐初年,朱元璋第17个儿子宁献王朱权进驻南昌府,掠取了柏林花园的全部花石设施,柏林罗氏大宗祠彻底被毁。由于明朝状元罗洪先认为“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 “最为荒诞”,至今秀川支系的先祖只上溯到唐朝的崱公为止,看来唐朝的崱公真像孙悟空那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试问历史上明朝状元罗洪先的评语还能“为准”吗?
  罗洪先在其“宝庆忠节祠记”一文中的开头,开宗明义叙述了他的处世之道:“论事者,理常诎而势常胜。君子处事,尝夺于所胜而疾于所诎。”这就是说,办事的人发现,有理的一方常常会“诎”,即失败,或处于下风;而得势的一方,尽管理不足,但常常取胜,或处于上风。他认为,聪明的人办事就是要千方百计占上风,而不要失败,言外之意,即使理不足也要强词夺理,人多也会势众。显然明朝状元罗洪先是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试想一下,当时南昌柏林在豪强皇亲朱权的压逆下,明朝状元罗洪先会作何选择?
  “二十六史罗氏先贤简略”也扭曲了企生公的形象。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企生公在母亲胡氏的精心安排下,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遵循“事亲事君”“始于事亲”“终于事君”“乃能立人之道”的思想,从小立志为国为民。企生公从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父亲错给他一些“道术”的伪书,企生公多次回答“天镜地镜人镜有用之书也,其余出天门入地户秘扃藏行履符禁敌皆幻语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反映天地自然规律(镜像)和人类社会规律(镜像)的书才是有用的书,其余出入天门地府秘密藏形念咒却敌等都是瞎说(幻语)。父亲既惊奇又高兴,于是为他增补汝临县县令,当时企生公不满二十岁。企生公上任后,与民兴水利,合理负担徭役,不负众望,深合民意。汝临县有首民谣:“豫章松柏留待宗伯(宗伯是企生公的字号),临汝苍生实赖企生。”公元399年企生公因忠于晋朝不愿为谋反的桓玄效力而被杀害,时年37岁。详情请见《忠义之士企生公人生解读》。企生公的节义震动朝野,企生公因“忠”而名闻天下;遵生公因瞻养老母和抚养孤侄而以“孝”闻名。但是,史料“二十六史罗氏先贤简略”记载的企生公却是个“家贫亲老”而求官的书生,在上司殷仲堪失败后投敌叛变之际“坚持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的庸碌之辈,被桓玄抓获后只会“历数桓玄不仁不义”的“忠义之士”,这样的史料还能相信,还能“为准”吗?所以对史料要综合分析,不能盲目轻信套用。
  历史资料也有“掇拾讹传”,这是因为历史资料有的是事实本身,有的是当时不同的个人的看法,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深入寻找历史事实本身,找出不同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至于个人的看法,可以参考,但千万不能为“准”。因此不要轻易按自己肤浅的主观臆断或历史名人的结论去套用。如果发现相同事件的不同资料有矛盾,那就要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对比,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找出正确的结论。
  我想起了这次修谱前两年的一件事,我们发现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确实记载了豫章始祖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而且还记载了“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赋税宽平,国用优给。”其他许多分支族谱也有类似的记载,然而,江西地方志虽有罗珠的名字,且记载“有功德于民”,但没有记载罗珠担任什么官职,于是有人要求把官职补充到江西地方志上去。人家回答,别的地方没有找到类似的记载来印证,总不能听你一家之言就记上去吧。提出的人想想也有道理,再想想,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为什么有罗珠官职的记载呢?肯定是主笔编修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人文化修养低,是农民,“乱写汉代官职及学历”,于是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肯定有问题。这位老先生看问题没有深思,对于族人来说,族谱记载的内容是有感情的,而对于负责记载方志的人来说是管理全省地方的历史记载,你一个姓氏只是千万个姓氏之一,没有科学的考证和一定的程序能行吗?况且官职就那么重要?要知道,豫章始祖珠公及其长子罗居厚,还有豫章柏林基祖瑭公及其长子罗文通,对于官职的高低看得并不重,这是从族谱的记载以及分析众多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后人就一定要看得那么重?况且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族谱上网,资源共享”一文中已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恐怕也是我同这位老先生的重要分歧之一。我很欣赏《中华罗氏通谱》的总编辑罗训森先生,把分散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有关资料基本上收集在一起,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功劳,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我在整理南昌《柏林罗氏族谱》,当然是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作为第一手的资料,但也不是以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为准”。例如,我写了一篇“豫章始祖罗珠人生解读”,分析了始祖珠公一生的发展经历和品行功德。在南昌《柏林罗氏族谱》中记载珠公“刚直不阿,居朝不容”,这是说明珠公为官清廉忠于汉朝,后又发现珠公不是被贬守九江,而是“奉命九江守邦”,觉得有些矛盾。再深入分析发现,“刚直不阿,居朝不容”是南宋人叙述颖公的墓碑铭称赞颖公先祖珠公所记。宋朝有个“包公”,人誉“刚直不阿”,百姓称赞为“青天大老爷”,但如此便容易得罪皇亲,容易“居朝不容”。而我们的始祖珠公不是像包拯公那样办案,而是默默无闻的“搞后勤”,使得“国用优给”,而且“赋税宽平”,不会得罪什么人,是完全靠人品和智慧去完成工作,后来尽管吕氏作乱,他也不太会直接同吕太后作对,吕太后也无暇顾及旧大臣的态度,只要不公开反对吕太后专权就可以。再深入分析,当时珠公奉命九江守邦,是灌侯对于珠公的信任和重用。因为当时开国功臣张良已经离朝修道,萧何已经病逝,开国功臣只剩下灌侯,而灌侯又非常欣赏珠公。当时灌侯守卫九江郡,也接受了汉高祖刘邦的嘱托,“要保卫吕雉和刘盈母子的安全”,灌侯必须回西安。九江离京城西安路途遥远,九江外围还有藩邦,即后来七国叛乱的藩邦。因此九江就要有得力的忠臣守卫,灌侯想到了珠公,虽然族谱上没有这么写,我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后来就不用“刚直不阿,居朝不容”,而用“清正廉明,终于汉朝”。这同后来珠公长子仕汉武帝“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最后告老返乡得汉武帝“世袭父爵大司农”,前后相呼应。
  我认为网上公布的资料以及族谱上记载的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都值得重视,值得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依据。应该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统一的合理的解释。我们现在的资料是够丰富的,足以阐明罗氏先祖的源流,足以勾画出罗氏发展的概况,如果有具体的谱记,就可以列出具体的世系渊源。
  由于“豫章前罗氏先祖源流”有几种不同的记录。我还是采用综合分析严密推理的方法来研究。排除一些内容也要有理由,不应该轻易否定或者怀疑。
  对于古籍,我知之甚少,主要是族谱,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南昌《柏林罗氏族谱》,难免偏颇,愿接受批评。
                                               罗时实  2008年元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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