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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牧的名号斋室及出身

  发布时间:2006-03-27

 

  罗牧出身贫寒,祖祖辈辈均务农于江西宁都钓锋乡的黄潭村。据《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载,祖父罗达伦,字浩泉,于明嘉靖癸亥年(1563)二月二十六日生,卒于明万历戊午年(1618)九月十一日。祖母陈氏。罗达伦生有四子,均在黄潭村务农。罗牧的父亲罗必远,字士宏,是罗达伦的次子,生于明万历戊子年(1588)六月初四,卒于清康熙己酉年(1669)十二月二十四日。母亲丁氏。罗必远亦生四子,罗牧是其最小的儿子。
 罗牧谱名兴富,讳大贵,字饭牛,号云庵、牧行者;其书画作品中亦见署“竹溪”、“钓家”、“双江”、“雪庵老人”。罗牧在宁都家乡时,未见有斋室名号及其它别号记载。自中壮年以后寄寓省城南昌,曾先后居于南昌市内东湖百花洲和赣江旁之蓼洲和礼洲(1),其斋室名见署的有“种云草堂”和“种兰草堂”。后亦曾短暂客居扬州和游历河南商丘等地,亦未见有客居堂名的记载。及至晚年都未见有其它新的名号。

注:(1)见民国年汪浩编修《南昌县志》卷四十三•人物十四•二四七页•罗牧条。
 罗牧不像许多同时代的书画家那样,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名号(八大山人即有上百个名号、别号),其中“饭牛”、“牧行者”是其一生书画作品中常见签署的名号。因罗牧出身农户,又以“饭牛”为字,因而后世对此多有演绎,称其幼年时常于村头厨侧放牛,故取“饭牛”为字,取“牧行者”为号。
 从中国传统的名、字、号的使用角度来考察,罗牧名为“牧”,其表字当于二十而冠之后,据本名涵义另立其字。“饭”字本义作“食”解。从明清时期文人雅士所用“饭牛”来看,“饭牛”的涵义,当有“喂牛”、“牧牛”的意思(1)。
  从江西所属地域的农村实际情况来考察,农家孩子小则四五岁,大则七八岁便开始放牛喂牛是极普遍的现象。因此,罗牧少年放牛的事实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但是,“饭牛”一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义里面,却决不仅仅是“喂牛”、“牧牛”的表面意义,而是另有更深的涵义。
《庄子•田子方》:“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
《淮南子•道应》中有一则《饭牛歌》:“桓公郊迎客,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车后载之。”
《史记•邹阳传》亦有:“宁戚饭牛车下。”《集解》引应劭:“桓公夜出迎客,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骨加干),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
《淮南子•道应》中所说的饭牛者宁越,为战国时的赵国人,曾为周威王师,是当时六国中与徐尚、苏秦、杜赫齐名的人物。
而《史记•邹阳传》中的饭牛者宁戚,则是春秋时的卫国人。宁戚因家贫而为人挽车。至齐,喂牛于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以为非常人,召见,拜为上卿。此一故事还见于《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四。
由此可见,罗牧取字“饭牛”的用意,当有暗喻自己既有宁戚那样的上卿之才,又有抒发自己的抱负,以及企盼能有桓公那样知遇之恩的意思。
在康熙版的《曾丽天诗》(2)第5页,载有曾炤写罗牧的《自题画》诗一首:“泉飞如白练,峰转似青螺。不知饭牛子,叩角为谁歌?”曾炤不仅是罗牧宁都的乡邑,从诗中的描写来看,俩人当有厚交。作为时人和友人对罗牧取字“饭牛”意义的诠释,足以证明以上的鸿鸣之说不存有任何臆测的成分。“牧行者”是“饭牛”字义的延伸,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传统字、号的规范取用法。
罗牧书画中签署的“钓家”之“钓”,当为罗牧表明自己源出于故乡的宁都钓锋之“钓”;“双溪”之指,则是其定居南昌以西的蓼洲之地,为蓼州所经流的贡江和章江的喻指(3)。这种款署方式,均是古代文人雅士以明其出有本、源有据的通常做法。其“种云草堂”和“种兰草堂”也都是罗牧对自己山水绘事的借喻和比喻,其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志向及雅趣,没有更深奥的含义。
 
注:(1)如清梁清标《焦林书屋集•焦林诗钞•题画》:“乱柳荫茅茨,幽人在环堵。饭牛晚归来,春湖带烟雨。”《六莹堂集•题费晓亭饭牛图》,二者所叙均为“喂牛”、“放牛”的意思。可见“饭牛”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运用非常普遍的词汇。
  (2)曾丽天,即曾=(火加召),江西宁都人。见后《罗牧年谱》1668年戊申条。
  (3)罗牧之友温应崇写有《双江怀魏和公先生》,故知“双江”确指罗牧蓼洲所居之“双江”。该诗见道光四年《宁都直隶州志》卷之三十•艺文志•诗•补遗•八十三页。诗中的“秋雁三更后,黄花九月天;思君不得见,日夕大江边;我来章贡上,闻君还翠微……”即指此。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知县徐午所修《南昌县志•卷之五•山川•四》对此“双江”亦有详细的介绍。
罗牧从少年放牧喂牛,继而务农,再而制茶、售茶,及至壮年以后的绘画、卖画生活,均以布衣身份终其一生,这是现有史料告诉我们的。但是,也有传说他曾在清廷做过短暂的小吏。这一说法,据说依据的是罗牧自己写给一位“六老”的一首诗中:

“……早为达士语,偶与心相通,误=(犬旁加旬)一微官,还山愧尘客。(1)” 
  
在该诗中,罗牧虽对自己确曾为一小吏有肯定的说法,但在该诗中,对自己做清朝小官吏的愧疚之情,却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该诗鸿鸣未见原迹,实在是没有断论可断。
在《龙门豫章罗氏十四修族谱》中,罗牧的绣像上(见附图)确实是冠以了“御旌逸品处士(2)”的字样。道光四年所修《宁都直隶州志》亦载:罗牧“为江西大家,常呈御览,旌逸品处士”。这一“御旌逸品处士”,“旌逸品”虚衔的获得,传说是时任江西巡抚宋荦代为讨封的(3)。
据宋荦自撰的《漫堂年谱》记载,宋荦确曾有过多次向康熙皇帝呈进书画的举动,如“三十八年己卯……臣荦恭进书画数种,蒙收六种。(4)”但却从未发现注明进呈罗牧的作品和有关皇帝赐封罗牧“御旌逸品处士”的记载。
宋荦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在其自撰的《漫堂年谱》中,对于皇上与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活动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如果罗牧“御旌品处士”的封赐既是宋荦所荐,又曾得到皇上的赐封,如此大事,宋荦是不可能不作记载的。而其它的史料,亦未见有旁证(5)。对照历来修谱立传多有拔其先祖品行的陋习,因此,这“御旌逸品处士”的封衔,实在是需要再作细考的事情(6)。如若真是这样,以往的罗牧“布衣”一说,则无必要。
从罗牧的出身及生平事迹来说,不管罗牧是否在清廷做过小吏,或获得过什么封号、谥名,这都不存在后世的所谓什么“遗民”画家与新政顺民的理论(7),因为对于罗牧这样一个贫民出身的茶商画家来说,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建立,在罗牧身上并不意味着多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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