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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行署首任专员罗孟文

  发布时间:2005-10-26

 

  罗孟文(公元1905——1988的),字质彬,曾用名罗斌、谭章兴、罗国兴,江西赣县南塘乡清溪村人。他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杨赣特委书记,领导杨赣地区游击战争。建国以后,他是赣州地区行署第一任专员、赣西南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江西省监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整整奋斗了60年,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原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曾赞誉他:“仁德素著,功垂金石。”

罗孟文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他4岁丧父,12岁又失母,姐姐出去做了童养媳,自己成了可怜的孤儿。从7岁起,他就帮人家放牛、放江鸭,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10岁开始读了两年书,以后一直作田,打短工,做长工。

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了江西赣州,党派陈赞贤任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领导赣南17县的工农运动。陈赞贤一面在赣州筹组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一面派人深入赣南各县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赣县的良口、白鹭、社大、田村、大埠等地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罗孟文亦积极参加了本地的农民协会。

1927年初,罗孟文在家乡积极参加了吴月波领导的农民年关斗争,分了地主土豪的粮食,与当地地主豪绅阶级的“靖卫团”进行了斗争。随后,上级分配他做侦察员和通讯员,他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

1929年春,朱毛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向赣南闽西出击。红军在路过罗孟文家门口的几滩圩时,向广大群众作了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宣传,罗孟文听得入神,觉得句句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他决计投身革命。这时,共产党人罗贵波化装为“地理先生”,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他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党的纪律,积极要求入党。1929年12月,经吴月波、罗平量介绍,他化名罗斌,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毅、罗炳辉率领红军来到赣县田村、清溪一带,摧毁反动政权,赤化这一区域。1930年,清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乡亲们说罗孟文为人正派,办事牢靠,斗争坚决,一致选他当乡苏主席。他当选后,首先就领导清溪的贫苦农民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果实,他动员全乡青壮年男子热烈参加红军。他带领大家搞生产,修水利,办消费合作社,开药业合作社,群众都十分满意。第二年,他连续当选为乡苏主席。

1932年1月,中共赣县县委为了加强边沿地带的工作,调罗孟文任中共茅店区委书记,兼管储潭工作。茅店和储潭都是红白交界区,距离敌人重兵把守的赣州城仅30华里。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来这里扰乱,这里又被称之为“拉锯区”、“游击区”,一些同志不大愿意来这里工作。但罗孟文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乡,到茅店上任。他发现茅店有少数落后群众因为害怕地主反攻倒算,分田以后又向地主交租的怪现象,便大力开展宣传教育,说明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同年春天,红军攻打赣州城,上万人马摆在茅店江口一线。为了支援前线,罗孟文不分昼夜地为部队筹集粮食、禾草、蔬菜、油盐、绳索等,保证了攻城部队的需要。随后,罗孟文调到赣县县委任宣传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

1933年9月,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宁都召开。罗孟文出席了会议,被选为省委后补委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培养本地干部,把他调到省委白区工作部任副部长,在蔡畅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他的工作能力提高很快。不久,蔡大姐卸去部长职务,由罗孟文接替。

白区工作部的任务,主要是潜入白区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侦察敌人的军事情报;发动工人罢工和士兵哗变;购买苏区紧缺物资等。罗孟文挑选了一批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的党团员做白区工作,并在田村举办了一个白区工作学习班,让他们了解白区工作的艰巨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各种方法,然后分派到赣粤两省边沿地区去做地下工作。他自己经常在赣县的长洛、大湖江、储潭、江口、良口、茅店一带边沿地区活动,物色积极分子,发展秘密党员,先后建立了茅店、汤下、三眼桥三个秘密支部,并创建了东郊区委。这些组织非常坚强,一直坚持到1949年赣州解放。

赣州,是敌人当时警戒森严的大城市,老百姓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仔细检查。罗孟文一身农民装束,一腔赣州口音,不需打扮,就大担地出入于赣州城。他曾带人摸到过敌军的驻防地点和番号情况,回来向省委报告。有一次,他们探得敌人67、68两团的官兵几个月没有发饷,牢骚满腹,就用打土豪来的钱去收买敌人的团长,购买他们的许多子弹和炸药,并由敌团长送出警戒线。

苏区最紧缺的物资是食盐。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商人囤积居奇,盐价高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罗孟文派出一批农民青年进赣州城弄盐。有的伪装挑肥,将盐装到便桶夹层挑回;有的用竹杠当扁担,打通竹节,把盐装入竹筒内;有的把盐藏到棉衣夹缝中;有的妇女将盐包扎在身上带回……。不管敌人的“封锁”“ 防范”多么严密,罗孟文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一次也没有被敌人抓到。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人在北线重兵集结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提出了“向北发展”的口号,对北线白区工作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罗孟文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避免了一些损失。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多得的。

1934年1月,罗孟文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必须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的号召,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会后,他致力于红白交界地区的工作,力争把新苏区与老苏区连成一片。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5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7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设立赣南省,辖于都、登贤、杨殷、赣县四县,45万人口。其任务是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西南大门。中央任命罗孟文为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并代理过半个多月的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毛泽东、周恩来在于都出发前夕,亲临赣南省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找罗孟文谈话,嘱咐他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红军一定会回来。罗孟文本想跟随主力红军长征,经毛泽东一说,也就愉快地服从了。

杨赣地区,系指土地革命时期的杨殷县和赣县(杨殷县是1933年新增设的县,由兴国、赣县划入一部分区域组成,以杨殷烈士名字命名),包括25个区,25万人口,方圆不到300华里。它的中心位于兴国、赣县、万安、泰和四县交界的均村,东、南、西三面是潋江和赣江,北面是兴国通往泰和的公路。境内山峦绵延,丘陵起伏,地势险要,是中央苏区的西北屏障。从大革命时期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经过秋收暴动、土地革命到五次反“围剿”战争,这里的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革命觉悟很高。杨赣苏区原属江西省建制,1933年7月划归赣南省管辖。

1934年冬天,整个中央苏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蒋介石调来“围剿”中央苏区的百万大兵,除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尾追堵截中央主力红军外,其余依然留在江西“剿共”。敌人先后侵占宁都、长汀、瑞金、于都。11月23日会昌失守,中央苏区最后一座县城陷入敌手。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推进“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若干块和无数小块,然后分区“清剿”红军游击队。他们扬言要在最短时间内,一举消灭中央苏区和红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这时,中共中央分局开始着手游击战争的部署,项英发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号召。中央分局决定,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派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任杨赣特委书记,指挥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来到赣南省委找罗孟文谈话。他在分析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之后指出:“杨赣苏区靠泰和,南临赣州,它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后方。红军北上后,这里已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区域,对牵制和打击敌人,有重要的作用。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分割杨赣苏区,消灭杨赣苏区,我们则要努力坚持该地的斗争。中央分局经过研究,认为你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干部,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派你回到杨赣,担任特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的政委,你有什么意见吗?” 罗孟文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并且保证完成任务!”贺昌也站起来,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好,祝你成功!”第二天,罗孟文就冒着迷蒙细雨,告别赣南省委,奔向杨赣苏区。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五、六个师的兵力和地主武装“铲共团”,对杨赣苏区进行了疯狂的围攻。他们在军事上构筑碉堡线,分割苏区,发动“清剿”,推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移民并村,实行自首政策,利用叛徒破坏;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限购生活日用品,企图将这一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杀死困死饿死。而杨赣的革命武装,仅有一个刚刚改编的红色独立十三团,外加两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一个政治保卫队和一些区乡游击队,总计700人枪。在数量上还不足敌人的1/10,在武器装备上更不如人。但罗孟文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35年1月3日,罗孟文步行来到杨赣特委驻地——杨殷县山坑村。当晚,他召集特委委员开会,传达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加强杨赣特委领导的决定,即由罗孟文担任特委书记,原特委书记王启生改任副书记,罗孟瑚任特委秘书长,赖福林等为特委委员。接着,他分析了杨赣地区周围的敌情,要求大家做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过了几天,杨赣苏区的门户茅店被粤敌余汉谋部侵占。骄横的敌人正在大摇大摆地向苏区腹地推进。罗孟文得报后,马上赶到江口部队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在江口圩的北面棺材岭伏击敌人,并率一营战士进入阵地。他把四个连分布在岭头和两侧,在岭顶架起了机枪。当敌人的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时,罗孟文立刻打了两响信号枪,我军的重机枪、轻机枪顿时一起怒吼起来,马尾炸弹“轰隆隆”响成一片。埋伏在两旁的红军战士,猛虎般地冲向敌人。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窜。不到两小时功夫,就击溃敌人一个多团的兵力,棺材岭名副其实地成了埋葬敌人的大棺材!

1935年2月3日,正是农历除夕。罗孟文带了两个营转移到黄泥坑,正在吃年饭时,得知粤军一个团追踪而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白狗子赶来给老子拜年。”特委当即决定迎击敌人,并下达了战斗计划:一营占领坑口东山下阵地,二营在长告尾牵制敌人。当粤军逼近阵地时,我军战士一个个从工事里跳出来,杀声震地,机关枪、步枪向敌人猛射。打得敌人叫爹叫娘,凄厉惨号。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抱头鼠窜。

杨赣革命武装接二连三伏击敌人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恼羞成怒,出动各路兵力进行“追剿”,并迅速占领了杨赣苏区腹地田村一带,杀人放火,毁灭村庄,进行疯狂的报复。为了保存实力,特委率领杨赣武装向杨赣中心地区均村以北的西洋山转移,斗争越来越艰苦。

罗孟文领导杨赣特委及其所属武装,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配合作战,时而隐蔽休整,时而主动出击,有时几天打一仗,也有时一天打几仗。短短的几个月,大小数百战,先后歼灭了敌主力部队的好几个连,打垮了兴国县的地主武装“铲共团”。当时打得比较大的防卫战有社大、田村、白鹭、黄泥坑等地的战斗;打均村、永丰坑、茂殷、石山坑、西洋山、浪川洞及石坡战斗、桃花战斗、乌石垇战斗则是比较有名的出击战。

1935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率领省委机关和红二、四团从宁都向兴国崇贤挺进,敌人暂时放松了对杨赣地区的进攻。罗孟文和特委决定利用这个间隙,率领部队和群众向东转移,突破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和红二、四团会师。他带领部队攀登崇山峻岭,越过悬崖深谷,穿过羊肠山路,涉过冰冷刺骨的小河,然后伪装成第六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岗哨,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经过军号音联络,红十三团与红二、四团在崇贤顺利会师了。罗孟文向曾山汇报了杨赣特委的工作和红十三团的概况。曾山鉴于杨赣特委与赣南省委联系不上的特殊情况,遂指派罗孟文兼任红十三团政委,并划入江西省委领导。

崇贤会师后,敌人不断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包围。于是,曾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罗孟文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突出敌人的重围,经杨赣地区去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领导和指示。3月底,当曾山、罗孟文指挥部队接近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敌人警戒十分严密,突围计划未能实现。此时,敌樊公甫纵队和江西保安第五师集结起来,将我压缩在狭小的崇贤一地,情况十分危急。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曾山决定红二、四团从永丰方向突围,去湘赣根据地与谭余保的部队会合,要罗孟文与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联系,开展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设法突围去赣粤边。罗孟文马上给胡海写信,胡海表示赞同,而要罗先行一步。

3月上旬,杨赣特委在崇贤桥头岗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并确定了部队突围的路线:从桥头岗出发,经乌石下、铜鼓顶、山背、垅下、土密、黄土坳,插上秦岭峰。罗孟文将部队整编成四个连以后,便领着部队绕过敌人的岗哨,钻树林,跨溪流,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当部队到达墩丘碉堡封锁线时,罗孟文决定攻克碉堡,冲出封锁线。他指挥机枪连发起进攻,掩护三个步兵连前进。经过数小时激战,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终于冲上了秦岭峰,攻占了敌人的两个大碉堡和几个小碉堡。在这次战斗中,红十三团也有部分损失。罗孟文在冲锋时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仍然带伤指挥作战。这时,特委在大碉堡里开会,决定部队挺进到西洋山去活动和休整,并要罗孟文离队治伤,等伤愈后再随部队行动,特委书记和十三团政委由赖福林代理。罗孟文执意不肯离开部队,最后经过会议表决,他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在警卫员杜上辉等的护卫下,他来到茶芫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里养伤。当敌人来搜查时,吴才生就把他藏到村外一座坟穴里面。

在罗孟文离队养伤之时,红十三团于向西洋山转移途中,中了敌人的重兵埋伏,部队被打散,除少数冲出重围外,大部分同志均壮烈牺牲。在这关键时刻,红十三团团长陈亦发火线叛变,带领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将特委机关及红十三团一部紧紧包围在一个山头上。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枪杆、马刀跟敌人搏斗。但终因敌众我寡,多数同志在肉搏中牺牲了,特委领导人赖福林、王启生、罗孟湖等16人被俘,并先后惨遭杀害。

随即,敌人加紧搜捕罗孟文。他们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胁迫被俘的同志说出罗孟文的下落,还到处张贴布告:“捉住土匪头子罗孟文,悬赏两千元”。罗孟文在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联络失散同志,准备新的斗争。

杨赣地区的游击战争虽然只坚持了五个月,但它是整个赣南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罗孟文作为杨赣地区游击战争的指挥者,他率领杨赣军民与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人进行了数百次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牵制了敌人的数万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分局交给他的任务。

罗孟文在地下党员和烈军属的帮助下,潜出杨赣苏区以后,化装在赣县、南康、遂川、泰和、吉安、永新等地活动,千方百计寻找失散的干部战士和党员,积聚革命力量。经过一年的努力,他终于找到了杨赣特委宣传部长刘飞庭、东郊区委书记刘有沣、组织部长谭章富、茅店区委军事部长曾祥林、东郊区苏主席林德标、地方干部谢地长生、地下党员陈家成等数十人。他们曾几次寻机南行,去赣粤边找杨尚奎,因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而不得通过。他们又西出拿山,去湘赣边找谭余保,也因反动地方武装所阻拦而没有成功。于是他们留下少数人,建立几个联络据点,大多数人转移到泰和县南坡、马家洲一带种田、打长工、伐木头、烧木炭,并以“炭棚”为单位,隐蔽精干,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不久,又有一批批的老苏区干部和群众陆续迁来这里,最后竟达二、三百人之多。罗孟文通过“赣宁同乡会”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谋求生活出路,开展一些合法斗争。

1937年1月,罗孟文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取得联系,发起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他们在马家洲的谭屋召开了江西和赣南两省的主要干部会议,推选了临时省委委员七人,以刘启耀为书记,罗孟文为组织部长。临时省委总结了苏区工作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要坚定立场,提高警惕,互相帮助,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此后,遂万泰地区的工作进展顺利,颇有起色。

1937年9月,罗孟文同刘启耀等辗转来到油山,找到了赣粤边特委,见到了特委书记杨尚奎,战友重逢,分外高兴。根据陈毅指示,取消临时江西省委名义,由赣粤边特委分配他们的工作。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特委派罗孟文回赣县任工委书记。一天,罗孟文一行四人回到老家清溪,尽管他带有抗日义勇军的公函和大余县政府的介绍信,但还是被当地的联保主任刘猴子抓起来了,由一群“铲共团”团丁看押。几个村的地主豪绅联合起来,准备杀害罗孟文。只是由于当地群众愤起包围了刘猴子的家,准备武装劫狱,才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赣粤边特委的代表当即与赣州专员交涉。专员命令当地:把人解到赣州处理。罗孟文等被送到赣州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怕事情闹大,装模作样“讯问”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们放出。

接着,组织上分配罗孟文到信丰县委任组织部长。1938年1月,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机关党支部任书记。不久,又调任遂万泰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刘符节任书记,罗孟文任民运部长。

1939年12月,罗孟文奉上级指示,离开泰和,经赣州、韶关、桂林、重庆、西安,于1940年1月到了延安。1940年至1945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委员。他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抓紧时间学文化,学政治理论,最后竟累病了。在整风运动中,他响应中央号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赣西南党的部分情形”、“赣西南党史大事日记”、“关于赣西南的红帮”等几篇颇有价值的长篇报告。他严格解剖自己,写下了数万言的“历史思想自传”,向党交心。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罗孟文作为“七大”后补代表,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6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南下广赣干部大队,罗孟文被调任支部书记,跟随359旅南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战略部署,把争取东北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决定抽调二万干部和十万大军进入东北,南下广赣大队就是其中被调的一部份。罗孟文与杨尚奎、危秀英、袁功延等在河南接到中央电令后,立即掉头北上,日夜兼程,赶赴东北。1945年11月8日,罗孟文到达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省委分配他到战略要地蛟河担任县委书记。11月11日,他与县委副书记袁功延、县长周化南冒着大雪乘敞蓬火车抵达蛟河。后被群众誉为“开发新蛟河的奠基人”。

当时蛟河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日本刚投降,伪满残余势力和蛟河的土绅就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地下国民党抢先挂出了国民党蛟河县党部的牌子,接着国民党派人来当县长,只是因苏军不同意而未成。与此同时,地主富农、伪警察、伪森林队拼凑起来,成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治安大队。他们勾结盘踞在蛟河各地的土匪,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9月初,我党派了抗联干部常景春等九人来蛟河,先将伪治安大队、伪治安队、伪自卫团纠编过来,成立了三个县保安大队,共计七、八百人,但成份复杂,急待整顿。

罗孟文来到蛟河的第一天,就连夜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宣布中共蛟河县委成立。根据当时蛟河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必须尽快建立政权,掌握军权,才能稳定人心,维持社会治安。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蛟河县民主政府、县公安局和保安团,罗孟文兼任保安团政委。11月13日,蛟河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周县长宣布了施政纲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蛟河县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蛟河县发生了几起收编部队叛乱事件。罗孟文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地平定了叛乱,控制了局面。1945年12月9日,驻在退搏的保安第二大队180余人,乘大队长车海增来县委开会之机,由副大队长崔星武(原系伪自卫团大队长)率队集体叛变,扣押了副大队长邓友(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先遣军赵宝山部汇合,阴谋于12月21日在蛟河县城举行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县委委员萧毅查获了叛军给蛟河保安团重机枪排排长刘春久和李兴州的联络信,立即报告罗孟文。罗孟文当机立断,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人。在李兴州家里,又搜出了他们阴谋暴动的行动方案,从而粉碎了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暴乱。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2月21日,被我刚刚收编过来的蛟河保安第四大队李成周部二百余人(原是土匪),在骗得了我们的棉衣、军饷之后,又企图叛变。罗孟文在接收这支部队时,就察觉他们心怀不轨,遂派公安局长刘仲武深入虎穴,与他们“交朋友”。经过一段工作,刘仲武看到了李成周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的新袖标,马上报告罗孟文。罗孟文和县委作出决定,立即令其缴械,先下手为强。在当天黄昏时刻,以召集第四大队集中起来听县长报告的方式,顺利地缴了这支叛军的械。罗孟文以高度的革命警觉,三天之内平息两起叛乱,工作做得干净利落,蛟河县人民拍手称快。

要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消除匪患。当时蛟河地区土匪猖獗,大小共有14股,三千余人,而我军则不足一千人,敌众我寡。蛟河县委反复研究,决定采取“大股收编,小股围剿”的策略。

1946年,我军在蛟河进行了十多次剿匪战斗。在南荒地、亮子屯、龙风、太阳屯等地的战斗中,罗孟文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打死了土匪头目,活捉了一批匪徒,给干部战士作出了榜样。1946年10月,王家岗子区政府遭到二百多名土匪的包围,十三名区干队员凭借院墙抵抗了一天,罗孟文派保安团一个连去救援,内外夹攻,终于击退了土匪。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罗孟文把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自1945年12月至1947年5月,他亲自部署和领导蛟河农民推翻了封建势力,完成了土地改革。蛟河全县共有耕地42000垧,其中敌伪团体和地主占82.7%,农民只有11.3%。经过土改斗争,贫苦农民分得了35000垧,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从1946年1月起,蛟河连续扩兵5次,翻身农民2600人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县保安团也扩充到1100多人。1947年春,在我军举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时,蛟河农民修筑公路4条,计310华里,架线250华里,出担架600多付,民伕3800多人,大车820多辆,牲口2100多头,并在一夜之间向部队献出粮食20万斤,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受到了周保中将军的表扬。

1947年6月,罗孟文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4月,任吉林省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协助南下干部大队长兼政委杨尚奎,率领千名干部进关南下,7月抵达江西南昌。

1949年8月14日,罗孟文率领数百名南下干部随人民解放军第48军进了赣州城,受到了故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共江西省委任命他为中共赣州地委副书记、赣州行政公署专员。

当时,赣州是江西省的第二大城市,是赣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通往闽粤的咽喉。8月15日,即进城的第二天,赣州行政公署、赣州市军管会、赣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接着,专署派出南下干部到专、市各单位进行接管。他采取依靠苏区老干部和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减少了接管的阻力,安定了人心,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赣南各县、区、乡的人民政权也都顺利建立。这时,叶剑英、陈赓和邓华、赖传珠来到赣州,准备率部取道赣南,进攻广州。罗孟文根据江西省委指示,动员全区党政军民,筹集粮食物资,热烈支援部队前进。他表示宁可把困难留给自己,也要保证前线一切供应。当时,赣州西河没有桥,只有过渡桥,十几万大军要从这里通过,殊属难行。为了让部队顺利南进。罗孟文与副专员王实先商量,决定动员赣州军民修建西河大桥。在省公路局抢修队的支援下,赣州军民仅用25天时间,就修起了一座长达千米,能同时行走两部汽车的“赣州前进大桥”,保证了向华南进击的解放大军得以迅速通过。

1949年11月,中共赣西南区党委成立,罗孟文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知人善任,对各县区的领导班子妥善安排,既充分发挥南下干部的骨干作用,又尽力发扬苏区老干部联系群众的长处。在坚持德才兼备的条件下,他敢于重用那些虽有某些缺点,但朝气蓬勃、大胆泼辣而富有才华的干部。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他主持开办了赣西南区党委党校,赣州革命烈属子弟学校,培养了大批本地干部,迅速打开了赣南工作的局面。

1951年7月,罗孟文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2年11月,任组织部长。1953年1月,任省委常委,分管党群工作。1955年8月,他出任中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直到1967年。这一期间,他还被选为江西省历届人民代表,一、二、三届省政协副主席。

在省委工作期间,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组织、干部、党务、纪检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江西省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土地改革结束后,省委组织部门面临的重大任务,是要将大批干部从农村调到工矿企业,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这一工作,罗孟文态度坚决,组织精心,仅1953年和1954年,就抽调干部4044人(占江西全部南下干部的三分之二),其中省级干部10人,地级干部158人,县级干部1273人,输送到全省各工矿企业和全国各地,顺利地完成了干部转工业的任务。

干部大转移后,罗孟文从江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提出,要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实现干部地方化。他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中心一环是大胆地大量地而且切实地培养提拔新干部”,要做到“拔一个萝卜填一个坑”。他主张在德才兼备的原则下,提拔南下干部当县委书记,提拔本地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和区长。不久,他又极力支持每县都要有一名本地干部担任副县长的意见。在五十年代前期,江西的县级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这些措施,得到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的赞扬。

罗孟文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非常注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阶级感情对待干部,使组织部成为干部之家。他自己以身作则,热情诚恳地接待每一位和他面谈的干部,细心地倾听他们陈述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脾气,更不声色俱厉教训人。对于干部提出的各种要求,他既坚持原则的严肃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并尽量解决那些可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当他了解到苏区老干部的党籍、工作、生活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时,他和省委副书记刘俊秀研究,由省委组织部起草了文件,经省委讨论通过后,在全省贯彻执行,使苏区老干部的各种问题获得比较切实的解决。省委组织部还专门举办了一期有960人参加的苏区老干部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

1955年8月,江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罗孟文当选为第一任监委书记。会后,他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受到中央监委的重视,被转发各地。

1956年7月,江西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7月2日,罗孟文在人会上作了《中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1949年以来江西省执行党的纪律的情况,汇报了省监委一年来的工作,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他强调地指出:“目前我省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等。会上,他详细披露了奉新县委和婺源县委负责人玩忽职守、严重渎职,强迫命令造成饿死和非正常死亡1000多人的严重事件,宣布了省委、省监委关于撤销他们职务并部分改组县委的决定,号召大家与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他的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关注和震动。

他主持江西省监委工作十多年,实事求是,稳重谨慎是他的突出特点。他在强调严肃与加强党的纪律的同时,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的方针。他认为对犯错误的党员处分要谨慎,在适当,才能使其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否则,会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对于案件的查处,他坚持严肃、慎重的方针,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分清是非轻重;他坚持材料必须向当事人核对,结论必须和当事人见面,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尊重党员的权利,允许申辩等具体做法。凡属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审阅和过问,对于材料不确,手续不全的案件,他要求反复核对。手续不全的,宁可暂缓处理,也决不草率从事。从而避免了一些可能出现的错案。1957年省监委机关反右派斗争时,由于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顶住各种议论和压力,没有划一个右派。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案件越来越多。这使他颇为担忧,他只有更加慎重。1962年,他领导监委对全省1958-1961年受处分的党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甄别,取消或避免了八千余人的处分。特别是对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的一批工业领导干部平了反,撤销了他们的处分,影响很大。

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又一特点。他是从老区出来的,和老区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解放初期,从老区来看他、找他的干部群众川流不息。他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总要挤出时间来接见他们。有的同志建议由秘书代劳,他说:“不行,如果我不出来接见,人家就会说我罗孟文当了官,变了。”他到南昌以后,每次出差到老区,总忘不了去看望那些同甘共苦过的战友群众,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他任组织部长时,有一次乘车外出,看到一位临产妇女坐在路边哭,他就主动下车,让司机把她送到医院去,自己却步行回来。他在省监委工作期间,受理了大量控诉、申诉信件,他把这些信件看成是党员、群众对党的信任,而十分珍惜。对事关人民生命疾苦的群众来信,他总是及时处理,亲自过问。1958年11月,他到永新县视察“全民大炼钢铁”,看到沿途田间一片片黄橙橙的稻谷倒在那里,无人过问,他感到十分痛惜,便向永新县委书记说:“要组织些人去抢割稻子,吃饭要紧哪!”县委书记听了他的话,从炼钢铁队伍中抽了些人去割禾,避免了一场损失。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有几个县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他立即派监委干部下去调查,发现这是由于当地主要领导干部搞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追求高指标,多征过头粮所造成的。他对此十分气愤,报请省委严肃处理。

十年内乱时期,罗孟文横遭诬陷和迫害。他住过牛棚,蹲过监狱,带过镣铐,罚过劳改。在乡下劳改时,造反派勒令他为自己挖一个坑,准备随时枪毙随时埋。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始终坚持原则,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

1975年罗孟文得以恢复工作,他任省革委统战办公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长,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届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心竭力,为我省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落实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平反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他退居二线,但仍然关心国家“四化”建设和群众疾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1988年1月7日,罗孟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终年83岁。1月16日,江西省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各界代表、蛟河人民的代表以及罗孟文生前好友500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向罗孟文遗体告别。一批革命老同志敬献的挽联写道:“纵横八十载,三度风云,四闯难关,可慰先君英烈,革命六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堪称后人楷模,”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罗孟文革命战斗的一生。(刘勉钰)(本文原载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赣州地区民政局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之《赣南英烈》第二辑,转载时文字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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